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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依照我国相关规定，既决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对于后判案件具有推定的效力。
高教版《法理学》，没有了中共党史的复述，减少了马克思法学原理的篇幅，总体创作思路依然突出政治性。现代社会的高风险和高危险催生了商业保险和责任保险，有了充分和完备的保险，基于加害人主观过错的侵权法就死亡了。
前者让他们误解了法律教义学，后者让他们无视了法教义学和社会科学在思维上的趋同性。严格责任原则成为侵权法的例外，保险法与侵权法并存。而在西式法学背景下，它们本身就是水火不容。因为迄今为止，法律的道德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输赢。学术与政治的均衡处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在纯粹法学的凯尔森那里，法律必须独立于政治、价值和社会效果诸因素。那年，被人问及何为法律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第一联想就是关公战秦琼，两个武将在隔时空地干仗。换句话说，就是要设计出科学的程序、理性的程序、民主的程序、公正的程序。
官民都理性平和，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为恶性事件，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此，我们的国号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是我们国家的表征，共和精神成为我们的国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对于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来说，法律规则不仅规定了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模式，而且提供了依照规则而行为的动机，以及批评违反规则的行为的理由和标准; 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但其实质是社会共识，是全体公民的公约，违背规则就是对公约的破坏，应当给予惩罚。
在古希腊、古罗马，一个男子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从父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公民的权利，承担公民的义务，拥有妻室、财产和奴隶，成为自由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 30 多年的时间制定了 240 多部法律、700 多部行政法规、近万件地方性法规，还有数以万计的政府规章。
一是认为程序费事费时，影响效率。但要让全体人民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规则意识、形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管子·任法》) 皇帝和国家统治者奉行以君权神授、君临天下、专制独裁、权大于法为核心，强调国家至上、君本位、官本位、义务本位，漠视个人权利及其保护; 依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迷信神明裁判。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两个声音才是精神存在的最低条件。
总之，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贫富差异，法律上一视同仁。[27]222所谓 弄脏了水源，就是破坏了司法和法律的公正，摧毁了司法和法律的公信力。[31]西方法学家，从古代到当代，几乎都把理性作为法律精神。他们的自由观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人权利和义务与社会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例如，不明白法律为什么要规定时效制度、证据制度，也不知道法律关于时效制度、证据制度的具体规定，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司法支持时，往往片面指责司法不公，而不能从权利救济超过时效或者无法用确凿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等角度正确对待诉讼与裁判，而是走上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歧途。作为法律概念和法治精神的自由，其次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统一。
在对话过程中，双方既不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望对方理解自己; 也不是一方试图理解另一方的观点，然后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而是将交往各方个人的知识转换成为主体间性知识。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 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
1982 年 《宪法》修改时，进一步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提升为第二章，置于关于国家机构的内容之前，突出强调了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权利、从属于权利、服务于权利。第二，它以对话、沟通、协商等方式，保证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界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平等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消解或缩小分歧，促进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和彼此尊重; 妥善协调利益关系，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中仍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34]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 年 1 期。机会公平当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公平。在此前提下也要 擅势和 用术。在法治领域，无论是古人所说的 定分止争，还是今人所说的 良法善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各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都是法治的精髓所在。
[2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 以法治国的主张，将这种政治主张阐述为系统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
我国 《宪法》明确宣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无论在西方还在东方，从词语上、语境上，法律、法治总是意味着某种公平。
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在亚非法协第五十四届年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更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是人心所向。
一方面，责任是对自由的制约和限定; 另一方面，责任又是自由的保护机制。纵观法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近现代法治是适应人权和权利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并随着人权和权利需要的扩展而演进。任何人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或削弱，当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削弱的时候，应当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和救济。[22]7 公平正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华夏先民主张的 小康社会，孙中山追求的 天下为公，柏拉图所设想的 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魏特林等人设想的 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提出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和谐为表征的国家或社会。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36]。
如美国 《独立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 要求: 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程序文化的核心，一是力求程序公正合理，二是遵循正当程序。
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规则公平有三重涵义: 第一，形式上公平，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法律 ( 政策) 面前一律平等，即立法上的平等，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与社会地位，在法律规则和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在内的全球化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文化形态，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及其处理方式。共和一是指政体，即与君主制相对应的政体。
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自由权利的范围。培育理性的法治文化，还要求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感情、舆论的关系，不能用伦理代替法理、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不能以情感对待法治，感情用事，办关系案、人情案; 不能实行舆论审判，用舆论干预和干扰法律的执行和适用。
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对弱势群体的人权关注和保护，不仅是应有的道德关怀和福利救济，更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肩负的宪法责任，是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应尽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马克思主义还主张运用法律和其他手段来确认和保障人的权利。
克服间接代议民主局限的方式各种各样，最主要的是弘扬共和精神，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取得共识、达到和谐。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必然提醒我们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人性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即使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是 神，其性格结构也可能是两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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